

革命烽火中的相知与锤炼
邓小平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,是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。当时,邓小平23岁,担任党中央机关的秘书工作,负责会议筹备,还做会议记录。34岁的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踊跃,他提出的“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”这个论断,就是邓小平记录下来的。
八七会议后,毛泽东去领导秋收起义,邓小平随中央机关去了上海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后,随即走出一条新路,到井冈山建立根据地。当时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,在毛泽东从井冈山写来的一些报告或来人的汇报中,逐步了解和学习了“工农武装割据”的革命经验。25岁的邓小平单枪匹马去领导百色起义、龙州起义,显然就是揣着朱毛红军的经验出发的。
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,一个成功的关键,是做通袁文才、王佐“绿林武装”的工作。邓小平领导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,是做通俞作柏、李明瑞等广西上层人士的工作。邓小平还发展李明瑞入党。邓小平在广西工作的成功,使他一下子在党内崭露头角。
邓小平1933年受到不公正的打击和挫折后,被派去主编《红星》报,开始有了较多的和毛泽东接触机会,比如他约毛泽东写过文章。
1934年12月,邓小平在长征途中离开《红星》报,接替生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。他参加了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,像八七会议一样,再一次感受到毛泽东的英明和领导力。特别是遵义会议后,毛泽东有了军事指挥权,他领导中央红军四渡赤水,巧渡金沙江,抢渡大渡河,一系列出神入化的用兵智慧,使邓小平在思想上、感情上增进了对毛泽东的认同和敬佩。
长征结束后,邓小平在党内军内的地位连升几级,从红一军团的宣传部部长,到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,很快又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,成为一支战略部队和一个重要战略区域的党内最高负责人。这样的大跨越,毛泽东的信任和推荐显然是关键。
毛泽东很看重邓小平,对他特别信任,常常把重担交给他挑。邓小平政治上强,所以毛泽东信任他;毛泽东信任他,就往往交给他非常艰难困苦的工作;他完成得好,反过来又增加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。1947年在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时候,毛泽东让刘邓率部挺进大别山,也是相信他们能够创造性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。
建设探索中的倚重与考验
新中国成立后的头17年,是邓小平最忙的时期。他比较全面的治国理政才能得到充分发挥,为毛泽东所称道和欣赏。
1953年,全国财经会议出现意外,会议气氛不好,开得很艰难。毛泽东让陈云和邓小平从北戴河回来参加会议,以扭转会议局面。1953年9月,全国组织会议又出现意外,毛泽东又让邓小平去参加会议,会议局面扭转过来。
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,是在党的八大会议上。八大的人事安排,是件大事。毛泽东当时确实是煞费苦心。
1956年9月13日,毛泽东在八大之前的七届七中全会上说,他这一代人主要是“跑龙套”了,应该让陈云和邓小平这样的“少壮派”来唱主角。
毛泽东说:“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,他跟我一样,不是没有缺点,但是比较公道,比较有才干,比较能办事。”“比较起来,他会办事。他比较周到,比较公道,是个厚道人,使人不那么怕。”“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,比较厚道,处理问题比较公正,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。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。”概括起来,毛泽东称赞邓小平的,有这样几个要点:顾全大局,有才能,会办事,公道、周到、厚道。
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有一次评价,用语很特别。1959年4月2日至5日,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,毛泽东在会上讲到“多谋善断”等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时说:“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。我为正帅,邓小平为副帅。你们如果赞成,就照这样办。”“‘一朝权在手,便把令来行’,唐朝人的两句诗。邓小平你挂帅了,一朝权在手,便把令来行,你敢不敢呀?”
毛泽东讲的这个话,不能随意理解成当时要把邓小平当接班人的意思,却也反映出在他的心目中,邓小平在一线工作是称职的,他对邓小平寄予厚望。
特殊年代的波折与守护
“文革”时期,邓小平被“打倒”后,毛泽东是留有余地的,对他并没有放弃。1967年5月,毛泽东派汪东兴看望邓小平,转达三点意见:第一,要忍,不要着急;第二,刘、邓可以分开;第三,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。邓小平对汪东兴说,外面大字报提出的许多问题与事实不符,要求同毛泽东当面谈谈。汪东兴将邓小平的要求转报了毛泽东。一天深夜,毛泽东派机要秘书徐业夫接邓小平到住处谈话。谈话中,邓小平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1931年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,并表示接受毛泽东对他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错误的批评。邓小平还问,以后如有事情向毛泽东汇报找谁?毛泽东说,可以找汪东兴,也可以给他本人写信。
让邓小平和自己保持一种联系渠道,这是毛泽东很有深意的一种安排,反映出他对邓小平另眼看待。一直到邓小平1973年正式复出前,邓小平和毛泽东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,他经常通过汪东兴向毛泽东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诉求。
读《毛泽东年谱》会发现,毛泽东在1967年到1972年之间,不下20次在公开场合谈到邓小平。
1972年8月,毛泽东在邓小平一封来信上批示,表明他还要起用邓小平,必将起用邓小平。这个批示有三点:一是,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“挨整”的,是所谓“毛派”的头子;二是,邓小平没历史问题,即没有投降过敌人;三是,邓小平有战功,除此之外,进城以后,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,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,他没有屈服于苏修。毛泽东还写道:“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,现在再说一遍。”
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批示,才有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。邓小平复出后,恢复了副总理职务,还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。1975年1月召开四届人大前后,邓小平有了三个职务:中共中央副主席,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,中央军委副主席、总参谋长。
从邓小平复出的1973年到1976年初再次被“打倒”,毛泽东对他的评价相当集中,而且都是正面的。他真诚支持邓小平,给了他大刀阔斧搞整顿的信心。
在整顿引发的党内斗争中,毛泽东站在邓小平一边。但全面整顿势必会触及“文化大革命”。怎样评价“文化大革命”?毛泽东非常看重。为此,他让邓小平主持搞一个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“三分错误、七分成绩”的决议。但邓小平是一个非常坚持原则的人,他对毛泽东说:由我来主持搞这个决议不合适,我是“桃花源中人,不知有汉,何论魏晋”。这等于婉拒了毛泽东的提议。
邓小平再次被“打倒”后,毛泽东对他依然留有余地。当时“四人帮”提出不仅要撤销邓小平党内外的一切职务,还要开除党籍。毛泽东把“开除党籍”改为“保留党籍,以观后效”。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安全也采取了保护措施。
历史关头的定论与智慧
毛泽东逝世后,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,为中国、为历史,奏响了一部伟大而深刻的知音心曲。
1978年11月25日、26日、27日连续三天,邓小平有四次谈话,两次跟外国人谈,两次跟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召集人谈,中心议题就是怎么来评价毛泽东。
他的答案很明确: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。没有毛主席,就没有新中国。毛主席的伟大,怎么说也不过分。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,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、伟大人物、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,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之主义者……外国人问我,对毛主席的评价,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?我肯定地回答,不能这样讲,党中央、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。
在主持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过程中,邓小平发表过十多次谈话,主要内容收进了《邓小平文选》。
邓小平看了“历史决议”的初稿,是不满意的。接着,在起草思路上作出两个重要变化。一是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,毛泽东晚年之所以犯错误,恰恰是因为他违背了、偏离了自己创立的毛泽东思想。二是采纳陈云的建议,在前面增写新中国成立前28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,这样一来,人们就可以清楚地体会到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怎样形成的,是谁也否定不了的。
在讨论“历史决议”的时候,意见相当多。邓小平博采正意,力排错意。对那些错误的,比如说要否定毛泽东、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倾向,邓小平用了几个字,要“坚决地顶住”,不能动摇。讲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时候,邓小平用了要“确当”,就是要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看。
尊重和科学评价毛泽东,是党、国家和民族的集体意识、集体自尊,是中国社会应有的成熟。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勇气和智慧,真正体现了他是毛泽东的知音,是具有历史深远影响的知音。
(摘自《炎黄春秋》2026年第1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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