革命烽火中的相知与锤炼
邓小平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，是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。当时，邓小平23岁，担任党中央机关的秘书工作，负责会议筹备，还做会议记录。34岁的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踊跃，他提出的“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”这个论断，就是邓小平记录下来的。
八七会议后，毛泽东去领导秋收起义，邓小平随中央机关去了上海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后，随即走出一条新路，到井冈山建立根据地。当时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，在毛泽东从井冈山写来的一些报告或来人的汇报中，逐步了解和学习了“工农武装割据”的革命经验。25岁的邓小平单枪匹马去领导百色起义、龙州起义，显然就是揣着朱毛红军的经验出发的。
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，一个成功的关键，是做通袁文才、王佐“绿林武装”的工作。邓小平领导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，是做通俞作柏、李明瑞等广西上层人士的工作。邓小平还发展李明瑞入党。邓小平在广西工作的成功，使他一下子在党内崭露头角。
邓小平1933年受到不公正的打击和挫折后，被派去主编《红星》报，开始有了较多的和毛泽东接触机会，比如他约毛泽东写过文章。
1934年12月，邓小平在长征途中离开《红星》报，接替生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。他参加了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，像八七会议一样，再一次感受到毛泽东的英明和领导力。特别是遵义会议后，毛泽东有了军事指挥权，他领导中央红军四渡赤水，巧渡金沙江，抢渡大渡河，一系列出神入化的用兵智慧，使邓小平在思想上、感情上增进了对毛泽东的认同和敬佩。
长征结束后，邓小平在党内军内的地位连升几级，从红一军团的宣传部部长，到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，很快又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，成为一支战略部队和一个重要战略区域的党内最高负责人。这样的大跨越，毛泽东的信任和推荐显然是关键。
毛泽东很看重邓小平，对他特别信任，常常把重担交给他挑。邓小平政治上强，所以毛泽东信任他；毛泽东信任他，就往往交给他非常艰难困苦的工作；他完成得好，反过来又增加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。1947年在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时候，毛泽东让刘邓率部挺进大别山，也是相信他们能够创造性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。
建设探索中的倚重与考验
新中国成立后的头17年，是邓小平最忙的时期。他比较全面的治国理政才能得到充分发挥，为毛泽东所称道和欣赏。
1953年，全国财经会议出现意外，会议气氛不好，开得很艰难。毛泽东让陈云和邓小平从北戴河回来参加会议，以扭转会议局面。1953年9月，全国组织会议又出现意外，毛泽东又让邓小平去参加会议，会议局面扭转过来。
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，是在党的八大会议上。八大的人事安排，是件大事。毛泽东当时确实是煞费苦心。
1956年9月13日，毛泽东在八大之前的七届七中全会上说，他这一代人主要是“跑龙套”了，应该让陈云和邓小平这样的“少壮派”来唱主角。
毛泽东说：“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，他跟我一样，不是没有缺点，但是比较公道，比较有才干，比较能办事。”“比较起来，他会办事。他比较周到，比较公道，是个厚道人，使人不那么怕。”“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，比较厚道，处理问题比较公正，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。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。”概括起来，毛泽东称赞邓小平的，有这样几个要点：顾全大局，有才能，会办事，公道、周到、厚道。
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有一次评价，用语很特别。1959年4月2日至5日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，毛泽东在会上讲到“多谋善断”等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时说：“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。我为正帅，邓小平为副帅。你们如果赞成，就照这样办。”“‘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’，唐朝人的两句诗。邓小平你挂帅了，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，你敢不敢呀？”
毛泽东讲的这个话，不能随意理解成当时要把邓小平当接班人的意思，却也反映出在他的心目中，邓小平在一线工作是称职的，他对邓小平寄予厚望。
特殊年代的波折与守护
“文革”时期，邓小平被“打倒”后，毛泽东是留有余地的，对他并没有放弃。1967年5月，毛泽东派汪东兴看望邓小平，转达三点意见：第一，要忍，不要着急；第二，刘、邓可以分开；第三，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。邓小平对汪东兴说，外面大字报提出的许多问题与事实不符，要求同毛泽东当面谈谈。汪东兴将邓小平的要求转报了毛泽东。一天深夜，毛泽东派机要秘书徐业夫接邓小平到住处谈话。谈话中，邓小平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1931年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，并表示接受毛泽东对他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错误的批评。邓小平还问，以后如有事情向毛泽东汇报找谁？毛泽东说，可以找汪东兴，也可以给他本人写信。
让邓小平和自己保持一种联系渠道，这是毛泽东很有深意的一种安排，反映出他对邓小平另眼看待。一直到邓小平1973年正式复出前，邓小平和毛泽东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，他经常通过汪东兴向毛泽东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诉求。
读《毛泽东年谱》会发现，毛泽东在1967年到1972年之间，不下20次在公开场合谈到邓小平。
1972年8月，毛泽东在邓小平一封来信上批示，表明他还要起用邓小平，必将起用邓小平。这个批示有三点：一是，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“挨整”的，是所谓“毛派”的头子；二是，邓小平没历史问题，即没有投降过敌人；三是，邓小平有战功，除此之外，进城以后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，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，他没有屈服于苏修。毛泽东还写道：“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，现在再说一遍。”
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批示，才有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。邓小平复出后，恢复了副总理职务，还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。1975年1月召开四届人大前后，邓小平有了三个职务：中共中央副主席，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，中央军委副主席、总参谋长。
从邓小平复出的1973年到1976年初再次被“打倒”，毛泽东对他的评价相当集中，而且都是正面的。他真诚支持邓小平，给了他大刀阔斧搞整顿的信心。
在整顿引发的党内斗争中，毛泽东站在邓小平一边。但全面整顿势必会触及“文化大革命”。怎样评价“文化大革命”？毛泽东非常看重。为此，他让邓小平主持搞一个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“三分错误、七分成绩”的决议。但邓小平是一个非常坚持原则的人，他对毛泽东说：由我来主持搞这个决议不合适，我是“桃花源中人，不知有汉，何论魏晋”。这等于婉拒了毛泽东的提议。
邓小平再次被“打倒”后，毛泽东对他依然留有余地。当时“四人帮”提出不仅要撤销邓小平党内外的一切职务，还要开除党籍。毛泽东把“开除党籍”改为“保留党籍，以观后效”。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安全也采取了保护措施。
历史关头的定论与智慧
毛泽东逝世后，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，为中国、为历史，奏响了一部伟大而深刻的知音心曲。
1978年11月25日、26日、27日连续三天，邓小平有四次谈话，两次跟外国人谈，两次跟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召集人谈，中心议题就是怎么来评价毛泽东。
他的答案很明确：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。没有毛主席，就没有新中国。毛主席的伟大，怎么说也不过分。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，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、伟大人物、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，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之主义者……外国人问我，对毛主席的评价，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？我肯定地回答，不能这样讲，党中央、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。
在主持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过程中，邓小平发表过十多次谈话，主要内容收进了《邓小平文选》。
邓小平看了“历史决议”的初稿，是不满意的。接着，在起草思路上作出两个重要变化。一是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，毛泽东晚年之所以犯错误，恰恰是因为他违背了、偏离了自己创立的毛泽东思想。二是采纳陈云的建议，在前面增写新中国成立前28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，这样一来，人们就可以清楚地体会到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怎样形成的，是谁也否定不了的。
在讨论“历史决议”的时候，意见相当多。邓小平博采正意，力排错意。对那些错误的，比如说要否定毛泽东、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倾向，邓小平用了几个字，要“坚决地顶住”，不能动摇。讲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时候，邓小平用了要“确当”，就是要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看。
尊重和科学评价毛泽东，是党、国家和民族的集体意识、集体自尊，是中国社会应有的成熟。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勇气和智慧，真正体现了他是毛泽东的知音，是具有历史深远影响的知音。
（摘自《炎黄春秋》2026年第1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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